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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伯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后，一回到北京，就被迫从中南海迁出，住到了市郊的吴家花园。在这里，好长时间他总是很苦闷，站不是，坐不是，有时屋里院里走来走去，有时呆呆不动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
我们姊妹兄弟去看他，走的时候，他总是要说，以后不要来了，再不要来了。但下一个星期我去晚了点，一进门他就问：“你怎么这时才来？”其实我是一早就动了身的，路上换车耽误了，但我不能这样说，怕老头知道换车不易又有了不要我来的理由，只说：“你老说不要来了，我半天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来。”

我们兄妹有约，去了都不给伯伯讲外面的事，讲也讲好的，怕影响他的心情和“进步”。

1960年青黄不接时，他摘了满满一篮子野菜，说：“这都是能吃的，煮在饭里，一两米能顶二两的量，你带回去吧。”

我明知道在这个院子之外，哪儿也难找这样的野菜了，但连看也不看：“哪个要？我不缺粮！”

“你呀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我知道你一月21斤粮，还要交2斤的节约粮。”

“哪个告诉你的？”

“它！”伯伯指着院墙外一棵榆树。我早看到了，那树上刚长出的叶子被捋得光光的。我只好说：“农民是苦一点”伯伯说：“我有眼睛看，有嘴巴问，捋树叶可不只是农民呵”

我不想和他说这些，便岔开话去：“伯伯，你就不要再说再管这些了，只求心安理得吧！”

他大声斥责我：“一抬头就是到处光秃秃的树杈，我能心安得了么，它们呀，就像老百姓举在我头上的条子，要抽我的筋！”

这年刚开冻，伯伯就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块又一块荒地。到初夏，地里的蔬菜瓜果都长出来了。此后我每次去，伯伯都摘下满篮子让我带回来，我不敢再在他面前说大话，谢绝了他更要生气，每每手提肩背，自己吃不了还送了些给别人，并且老实承认了，我每次带回去的东西自己吃了多少，还救了哪些哪些人的急，消了哪家哪家人的肿病，我都告诉了伯伯。伯伯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：“有你这句话，伯伯方觉得自己还是个活人，还有点用场。”

伯伯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用劳动和读书打发日子，总算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。

1961年，他看了中央一个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，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党里高明人很多，不只我彭德怀一个人才看得到问题，才敢说话，你看，这不是有了个文件，给农村规定了新政策，这下好了，总算拐过弯来了。”从此，他再不发怨言，不议论时政，似乎是真的开始心安理得埋头过自己的日子了，我心里也暗暗高兴他有了这番清闲自在的心境。

但过了不久，我又发现他在写什么，写了一摞又一摞。参谋秘书都说，老头近来很烦躁，常常整夜整夜不睡，在屋子里写作或推磨似的打转。我去了，他盯着我半天回不过神，我还没说话他便朝外挥手。终于我找着机会问：“你写什么呀？”他告诉我，他新近又背了条罪名：和外国人搞阴谋颠覆有联系。“我原先想只要我们国家慢慢好起来，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，毁灭了又有什么，无非是生不求功，死不留名嘛。但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，你不求功，不留名，但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！想打倒一个人，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这个罪名靠不住，再安它一个。这就不是毁灭了我一个的问题，而是会毁灭了一个党，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，终有一日会乱成一坨！”他越说越激愤，以致大声吼叫开来。

他这一说使我着实大吃一惊。怎么能这样子呀，怎么能这样子呀！我一面念叨，一面打起寒战，止不住哭了起来。

“梅魁，你害怕了吧？是呀，当初写了一封信，就落得这个样，再写出我一肚子火，后果是更难想象的。不过，我想好了，写不写人家都得叫你遗臭万年，横顺是这个下场。”伯伯见我哭得更凄惶，坐下来放低声音说：“前些时，朱老总也来劝过我：‘彭德怀，闭着你的嘴，我不信别人敢把你怎样，人间自有公道，到时候会有人站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！’老人家是好心。可我心里想，我的事不能牵连别人，我的话自己说，刀山火海我一人上。如果只为自己图清静安乐，就这么当个任人践辱的软鬼，我当初不参加革命，就干国民党多好，二十几岁的团长，不也是能安享一份荣华富贵么？我是为求一个人间公道才豁出这条命来，今天已是这把年纪了，反倒对人家扣在头上的屎盆子气都不敢出，岂不让人笑话？”

这以后，刚好有几天假，我把一大厚本材料一字字地细读完了。最后我要求：“伯伯，把这些材料抄给我一份吧。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好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你也从不对我们说，我留下一份，将来我可以给弟妹儿女们讲呀。”

“我有话向党说，我不能把你们牵连进来，把你们害了，我说过，我一人做事做事一人当。”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的要求。

正好在这个时候，我的一个弟弟彭启超从武汉来。启超的模样和性格都有点像伯伯，加上当时他年轻，刚火正旺，风风火火冲进吴家花园大门，指着满脸笑迎他的伯伯就是一通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反党，反毛主席！你给我说！你过去怎么教育我们的？你给我说！”

伯伯叫他进门他不进，叫他坐他不坐，一个劲只听他吼：“你说你说，你老实交待！”

伯伯说：“我没有，我没有反呀，我只是提意见呀”

“呵？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，不认罪，不老实！你不反，中央怎不说别人反，单说你反？”

伯伯在这个侄儿面前有口难辩，委屈得像个孩子，忍不住迸出一行泪来。

“你还哭？你哭也不行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！”

启超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王震部队从湖南带去延安的。建国后，入空军学院，前年因伯伯出了问题，由空军转业到了武汉一个肉食品工厂工作。

我过后听说弟弟为此伤害了伯伯，气得咬牙。伯伯却笑容满面：“我很高兴，这个侄子是个好党员，一条硬汉子！一个党员怎么能不相信党的文件，怎么能对我不火呢？虽说他不进我的门，不吃我的饭，我却觉得他离我近了，过去我就听人说，这个侄子最像我，可我真没看出来”

就在这不久，伯伯交给了我一份他抄写的材料，还有几个笔记本，郑重地说：“给你们吧，现在保存着，将来慢慢看。不是我要留名，也不是要你们为我辩解，但我总不想叫我的亲人长期误解我，就算我给你们作的一点解释吧”

彭启超后来不等看到这份材料，便醒悟过来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造反派把他吊起，打得他死去活来，还用香火烧烂了他的下身，逼他交出伯伯藏在那里的“反革命政变计划”、“武器”、“钱财”说：“你是彭德怀的大侄儿，又是学军事指挥的，彭德怀反革命的一切行动计划你当然是第一个合谋人与知情者呀！”启超在自认为他再活不出来的时候，给我写了一封信：“告诉他老人家，我对不起他，冤枉了他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不是所有被指为罪犯的人都真的有罪。你，替我多去看望他老人家，为我代尽我未能尽到的孝心吧！”（彭启超后来还是活出来了。只是当伯父得到平反昭雪，他又回到北京时，姊妹兄弟们都一时未能认出他，因他已是弓腰驼背，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了。）

再说伯伯把材料交给我后不几天，他就后悔了：“你还是把它拿回来吧，我总觉得不妥，你们脚下的路还长，不要让它绊了你们的腿。”我说：“放在我那里不是一样么？”以后他又说过多次，我干脆气他：“你是不放心我吧？”他只好说：“好好，我再不问了，可你千万小心呀！”

伯伯后来去西南三线工作，我去看望他时，全国批《海瑞罢官》正闹得乌天黑地，连小学生也知道海瑞就是彭德怀，批的就是他。伯伯没说几句话就提到那些材料：“我没什么怕的了，担心的是你拿去的那些东西。”为免了他的牵挂，我痛快地说：“早已烧了！”他长吁了一口气：“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

其实，我带回的这些材料保存得好好的。我谁也没说，连对我爱人也一字未漏，不是我不信任他，而是不想多一个人为它担惊受怕。（梅魁说这话时，她爱人张春一在一旁插话说：打倒“四人帮”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，还真冒出一头汗，没想到我这个细小老伴，长了一个牯牛大的胆子！）

在发现伯伯忧虑这些材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时，我就越觉得它的宝贵。不久，我就把它带到了老家湘潭乌石乡下。当然，我给母亲说了。当晚我们母女将一个腌菜坛子洗净，烤干，坛底下垫上石灰，把材料包了几层油纸放好后，再在坛盖四周浇上蜡，深深地埋在厨房地下。这办法是我母亲想出来的。她说，二十多年前父亲从延安偷偷带回了一大包毛主席的书，为逃避国民党的搜查，就是用这办法保存的。（抗日战争初期，梅魁的父亲彭金华和叔父彭荣华曾去延安看望过他们的大哥彭德怀，旋即回到故乡。1940年，旧历9月初兄弟二人同时遭国民党杀害。）

为了能经常得知这些材料的保存情况，并常常检查有无水浸虫蛀，我把孩子送了一个到老母身边，为的是时常回去而不叫别人生疑。

每次回去，我和母亲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把坛子起出，重新包装掩埋过。

有一回，我接到一封家信，愁得我寝食不安，像得了大病似的。爱人见我半夜也掏出信来反复细读，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故，便抢过信看，看后他更加不解地说：“这上明明写着，一切都很好，孩子没病没疼，妈妈心口痛病也不发了，乡里四邻也对他们没别样看法，有的人反倒多亲热照顾的，你愁的什么呀？”他不知道，我愁的正是信的末尾有一句话，言及同屋里我的一个堂弟最近和他老婆闹毛了，打得冤冤不解，正闹离婚。我前次回去，妈妈就告诉过我，她把埋材料的事告诉过我的那位堂弟。原因是她怕自己心口疼病让她有一天一口气上不来，更知北京如今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闹得凶，我曾被人揪去批斗拷问过好几回了，妈妈怕我万一也有个好歹，我母女俩都存活不住，那坛子材料岂不要永远烂在地下了。为此，她想来想去，才决定把这事告知第三个人。自然那位堂弟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他同样是写材料人的亲侄，住在一个屋，人也忠厚。听妈妈说了原因，我也认为她考虑周全，多托付一个人保险些。为试探这堂弟的心思，我曾问过他：“你看，是不是把它起出毁了？”他断然回答：“你怕了，起出来给我，我另埋，杀我十回头我也认了！”现在叫我忧心的，不是这堂弟会变卦，而是闹不清他是否对妻子说过这事。我可是见过的，有的两口子一闹崩了，打红了眼，什么事都会不管不顾了！

我决定连夜往家里赶。正是烽火遍地的全国性武斗，火车时走时停，离湘潭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又停了下来。前面枪炮声不断，看来一时半时不会停息，我等不及了，冒险自个赶路。通过好些个战地哨卡，受到各种盘查。我在北京的工作证，还有火车票证明我不属于交战者任何一方。我的焦灼而疲惫不堪的神态使盘查者相信，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，我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救活孩子。一个造反派甚至同情地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你太冒险了！”

深夜到家，母亲连连责怪我不要命了！我只记得问：“东西还在么？”当夜，我和母亲把那个坛子起出，埋到屋后山坡上我父亲和叔父的坟旁。后来伯伯病危，专案组不得不允许去医院探视，我得到机会告诉了伯伯：“东西还在！”伯伯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久，露出很欣慰的神色。

1978年黄克诚同志恢复工作后，夏季的一天，我到301医院看望黄伯伯，呈交了这一包保存完好的材料。

不久，我收到一封珍贵的信，上写着：“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：今天上午，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。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。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。胡耀邦”